結 語

　　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使得兩個邏輯體系的出發點不同。由于當時的思想界的環境，墨家學派從倫理學的角度出發，而古希臘的高度科學發展使得亞里士多德能夠從科學的角度開始，并且能夠用幾何學的科學證明來證明它的邏輯系統的正確性。對倫理學的重視又使得墨子沒有區分科學事實命題與倫理價值命題，因此墨家學派不容易看出邏輯的形式并無法建立一個有必然性的邏輯系統；而科學的背景則給亞里士多德很大的幫助，作為理論科學，幾何學已經有了科學證明，亞里士多德把它的概念借用于邏輯命題，開始建立一門新的科學。

　　兩個邏輯體系本身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之處。首先，亞里士多德把邏輯學看作是一門新的科學，因此對自己的系統也進行了科學研究，證明了關于系統本身的理論。而墨家學派因為沒有把自己的邏輯系統作為研究的對象，所以他們最后沒有解決系統基礎中存在的缺陷。這使得他們無法完全認識到邏輯的形式，更不能把邏輯徹底地形式化。而只有通過研究自己的系統的這些問題才能發現自然語言（無論是古希臘文還是古漢語）不夠用來表達邏輯的形式。第二，雖然兩個系統都有科學證明的目的，但《墨經》的邏輯系統缺少必然性，是適于用來辯論但不夠用來科學證明的系統；亞里士多德的系統則既善于用來科學證明，也可以用來辯論。辯論與理論科學最大的區別在于，理論科學所得出的結論是有必然性的，辯論則只要求能說服對方，而理論科學要求在前提滿足了的情況下結論必然地成立。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的成就，就是在于他用形式完全代替內容并從中得出了必然的結論。第三，亞里士多德的邏輯系統是以演繹為主，而《墨經》則既看重演繹又看重歸納和類比。《工具論》把所有的推理與演繹法相合；《墨經》則把大多數推理與歸納法或類比結合。

　　不同的編寫特點影響了兩個邏輯體系的發展歷史。《墨經》的含義無疑對當時熟悉墨子的辯論學說的人很清楚，但由于內容分散，思路不明，它一旦離開了當時的環境就不好理解了。而《工具論》不依賴于任何其他東西，從一開始就一步一步非常詳細地解釋了它的邏輯系統的方方面面。《工具論》是一個很健全的系統描寫，很少有關于它系統上的疑問在此書中沒有獲得答案。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只要看就會明白，十分清楚，有很多具體例子，經常從不同的角度解釋同一個概念。

　　《墨經》不易懂得因而使得后人不容易繼續它的研究。焚書坑儒和獨尊儒術雖然沒有消失墨家學派的著作，但使得直到19世紀沒有人能夠正確地解釋它的邏輯思想。《工具論》也經過被冷淡的時期，但由于它本身是一個很具體的、很完整的描寫，因此在亞里士多德去世幾百年之后，他所表達的邏輯學思想仍然十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