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使得两个逻辑体系的出发点不同。由于当时的思想界的环境，墨家学派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而古希腊的高度科学发展使得亚里士多德能够从科学的角度开始，并且能够用几何学的科学证明来证明它的逻辑系统的正确性。对伦理学的重视又使得墨子没有区分科学事实命题与伦理价值命题，因此墨家学派不容易看出逻辑的形式并无法建立一个有必然性的逻辑系统；而科学的背景则给亚里士多德很大的帮助，作为理论科学，几何学已经有了科学证明，亚里士多德把它的概念借用于逻辑命题，开始建立一门新的科学。

　　两个逻辑体系本身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首先，亚里士多德把逻辑学看作是一门新的科学，因此对自己的系统也进行了科学研究，证明了关于系统本身的理论。而墨家学派因为没有把自己的逻辑系统作为研究的对象，所以他们最后没有解决系统基础中存在的缺陷。这使得他们无法完全认识到逻辑的形式，更不能把逻辑彻底地形式化。而只有通过研究自己的系统的这些问题才能发现自然语言（无论是古希腊文还是古汉语）不够用来表达逻辑的形式。第二，虽然两个系统都有科学证明的目的，但《墨经》的逻辑系统缺少必然性，是适于用来辩论但不够用来科学证明的系统；亚里士多德的系统则既善于用来科学证明，也可以用来辩论。辩论与理论科学最大的区别在于，理论科学所得出的结论是有必然性的，辩论则只要求能说服对方，而理论科学要求在前提满足了的情况下结论必然地成立。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的成就，就是在于他用形式完全代替内容并从中得出了必然的结论。第三，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系统是以演绎为主，而《墨经》则既看重演绎又看重归纳和类比。《工具论》把所有的推理与演绎法相合；《墨经》则把大多数推理与归纳法或类比结合。

　　不同的编写特点影响了两个逻辑体系的发展历史。《墨经》的含义无疑对当时熟悉墨子的辩论学说的人很清楚，但由于内容分散，思路不明，它一旦离开了当时的环境就不好理解了。而《工具论》不依赖于任何其他东西，从一开始就一步一步非常详细地解释了它的逻辑系统的方方面面。《工具论》是一个很健全的系统描写，很少有关于它系统上的疑问在此书中没有获得答案。亚里士多德的着作只要看就会明白，十分清楚，有很多具体例子，经常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同一个概念。

　　《墨经》不易懂得因而使得后人不容易继续它的研究。焚书坑儒和独尊儒术虽然没有消失墨家学派的着作，但使得直到19世纪没有人能够正确地解释它的逻辑思想。《工具论》也经过被冷淡的时期，但由于它本身是一个很具体的、很完整的描写，因此在亚里士多德去世几百年之后，他所表达的逻辑学思想仍然十分清楚。